九游娱乐网站-南安普顿主场不敌埃弗顿,遗憾失去主场优势
金星凌日是一个相当罕见的天文现象,有时百年一遇,是一个天文大节。1874年(甲戍年),发生了一次金星凌日,可见区域主要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及其它东半球区域。英、法、俄、美、德等国纷纷派员前往中国及其他区域进行观测。这是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科学观测活动。这次科学观测活动中,烟台是最重要的观测点之一。
甲戌年金星凌日
何谓金星凌日?金星凌日是当金星掠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金星的影子在太阳表面掠过形成黑点。对金星凌日的观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与日地距离的测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日地距离又是度量太阳系大小的天文单位。“日距地既准,则行星之远近可推。故测量天地,莫不由日距地始,而推测日距地,又莫不以金星过日之法为准”。因此,日地距离的测定被誉为“最崇高的天文问题”。金星凌日早在牛顿时代就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哈雷就曾提出利用金星凌日测量太阳视差来确定太阳直径。遗憾的是,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观测到这一天文现象。
金星凌日是一个相当罕见的天文现象,有时百年一遇,是一个天文大节。1874年(甲戍年),发生了一次金星凌日,可见区域主要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及其它东半球区域。英、法、俄、美、德等国纷纷派员前往中国及其他区域进行观测。这是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科学观测活动。这次科学观测活动中,烟台是最重要的观测点之一。
甲戌年金星凌日
何谓金星凌日?金星凌日是当金星掠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金星的影子在太阳表面掠过形成黑点。对金星凌日的观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与日地距离的测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日地距离又是度量太阳系大小的天文单位。“日距地既准,则行星之远近可推。故测量天地,莫不由日距地始,而推测日距地,又莫不以金星过日之法为准”。因此,日地距离的测定被誉为“最崇高的天文问题”。金星凌日早在牛顿时代就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哈雷就曾提出利用金星凌日测量太阳视差来确定太阳直径。遗憾的是,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观测到这一天文现象。
此后的天文学家孜孜追求对金星凌日的观测。从1761年世界首次观测金星凌日一直到今天,先后有1761年、1769年、1874年、1882年和2004年五次大规模的观测金星凌日活动。其中,甲戌年(1874年)发生的金星凌日备受西方天文学家的重视。1874年的金星凌日可见区域主要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以及其它东半球区域,所以各国天文学家不得不前往中国及其他东亚区域进行观测。
对于西方人来说,观测金星凌日是“以验日距地之远近也”。但在中国,金星凌日的出现却有特别的涵义。金星凌日在中国又称作“太白贯日”。在中国传统星占解释中,太阳代表着帝王,如果太阳受到其他星体的侵犯,这象征着帝王或者国家的统治受到了挑战。因此凌日类的异常天象在星占解释中都是非常严重的凶相。晚清一些士大夫仍然把这些异常天象与帝王统治相联系。1874年7月“西北现彗星”。当时内阁学士翁同龢就非常关注。在彗星出没的那段时间,翁同龢几乎每天夜里都亲自观察,深忧彗星出现是否会“国事突变”。
为此,丁韪良对金星凌日天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它的观测意义进行了知识普及。在1873年10月出版的《中西闻见录》上,丁韪良发表了题为《金星过日》的科普文章:“明岁甲戌十月三十日金星过日,阅八年再见,自此百余年不复见矣。现在泰西各国选派精于天文者,分往各处观察,俄人往极北,英人往极南,略如帝尧命羲氏和氏宅南宅西之故事。或见西人于此事,不惮修阻,远涉南北冰雪荒寒之地,竞相测度,意以为占星象、察灾祥,而判各国之兴衰治乱,非也,西国不以天象论祸福久矣,其所以谆谆于此者,盖欲即金星过日之度,以验日距地之远近也。”
尽管《中西闻见录》对金星凌日天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它的观测意义进行了知识普及,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仍半信半疑。恰逢清朝同治皇帝患天花,更加深了人们的忧虑。
两个多小时天赐良机完美观星
德国科考队员在观测
为观测金星凌日,“泰西各国选派精于天文者,分往各处观察”。“英国派人分往十余处,俄国派人分往二十七处,德国派人在中华烟台及南海数处,美国派人在东洋与天津,法国亦派人数处观察”。其中,德国共派出了五支科考队。这五支科考队分别派往中国、新西兰奥克兰群岛、印度洋、毛里求斯、伊朗等国家或地区。其中,去往烟台的科考队是德国派出的第一支科考队。这也是近代烟台第一次有外国科考队来进行科学观测活动。
德国科考队由天文学家瓦伦丁纳(Wilhelm Valentiner,1832-1921)领衔,成员有天文学家阿道夫(Carl Adolph)、赖曼(Eugen Reimann),此外还有来自柏林的著名摄影师卡尔迪斯(Carl Kardaetz)、画家埃施克(Oskar Eschke)等人。除了科考成员以外,科考队还携带了大量的设备,有107个箱子,重达14吨。科考队乘英国轮船从南安普顿出发,经过两个月的行程,到达上海,1874年10月27日到达烟台。
科考队到达烟台后,随即租用了滋大洋行合伙人哥兰克(W.J.Clarke)在烟台山东侧高坡边上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靠近海滨旅馆(beach hotel)。科考队开始着手搭建观测站。德国特意派遣了一艘轻巡洋舰“阿克纳”号(Arcona)驻扎在附近水域,协助观测站的建立。
烟台金星凌日观测站
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安装、调试,科考队员将观测设备安装完毕。观测站设在烟台山东侧,三面被墙围着,剩下的一面是一个陡坡。观测站主要“有屋三所”,“一置测天远镜,一置午线镜,一置照像各具。屋以木为之,有电线以联络其间。测天远镜长五尺许,径约四寸,运以滑车,能令与日月五星同转。但其窥日之法与窥星异,窥星则用直视,窥日则用旁视。午线镜,只可向南北转动,上有镜二,一横一竖,其竖镜收入星光,返照横镜,人自横镜窥之,见星在子午线上,随即绘图志之,以便稽查恒星之所在。”观测站搭建完毕后。科考队“天文士均已预备齐全,专候届时测验,以为诚窥天量日之好机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德国科考队在烟台观测所用望远镜
但天有不测风云。金星凌日发生的前一天,烟台却乌云密布,天色阴沉。在观测的关键时候,没有一个科考队员能睡着。但德国科考队很幸运,12月9日早上3点钟的时候,风改变了方向,将天空的乌云吹走,不久,太阳从东方海面渐渐露出头。7点钟,所有科考队成员各就各位。当时在现场的轻巡洋舰“阿克纳”号舰长赖布尼茨(Reibnitz)男爵说:这个观测站就像是准备随时战斗的武装巡洋舰甲板。此时,烟台港内,所有的船舶盛装打扮,所有领事馆和许多私人住宅上空旗帜飞扬,城里的中国人从早晨就开始放烟花,就像人们在祈求有一个晴朗的天气。也许是人们的祈求感动了上天,科考队获得了两个多小时的观测金星凌日最佳时间段。晴朗的天气一直持续了2个多小时,一直到金星凌日的观测结束。巧合的是,观测结束时,拍摄金星凌日的湿法火棉胶玻璃版刚好用完最后一块相片板。此时,烟台的天空又被乌云完全笼罩。随后的一天,烟台一直下着雪和冰霰。
至此,德国科考队对金星凌日科学观测活动在烟台圆满结束。事后,《中西闻见录》上有“顷闻有德国人在烟台得见金星过日”的报道。
德国摄影师描述烟台见闻
来烟台进行科学观测的德国科考队中,随队摄影师是卡尔迪斯,他是烟台开埠后有记载的第四位来到烟台的摄影师(其他几位是1860年的杜宾上校,1868年的德贞医生,1871年的约翰·汤姆逊)。卡尔迪斯是德国一位著名摄影师,他在德国柏林设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照相馆。1869年底,清朝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途经柏林时,卡尔迪斯曾经为使团正副代表海关道志刚与礼部郎中孙家谷拍摄照片以作纪念。作为一名摄影师,卡尔迪斯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他在烟台的奇遇。
德国科考队来到烟台后,烟台最高官员登莱青道台龚易图前来拜访。龚易图对观测队携带的进行天文研究的光学照相仪器非常赞叹,科考队通过一名翻译向他们解释了仪器的用途。同时,科考队拍了一张太阳的照片,并呈给龚易图,龚易图收到礼物时非常开心,就问卡尔迪斯,既然他能拍天上的太阳,能否也能拍地上的事物。卡尔迪斯为了证实自己,便为龚易图和其两位随从拍了一张合影。官员们都很高兴。龚易图对卡尔迪斯千恩万谢,邀请他去家中作客,希望他能为自己身边喜欢的东西拍照。卡尔迪斯没有立即答复这个礼貌的邀请,只是说会做考虑。
作为一名摄影师,卡尔迪斯在烟台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可能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携带相机来此地的人。也因此,摄影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奇迹。作为摄影师的卡尔迪斯每到一处,总是被人尾随围观。
另外,卡尔迪斯还提到了在烟台遇到一个骗子摄影师。当时,烟台也有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业务量不小。摄影师是中国人,一天中任何时间都能拍照,且拍完等候时间不用太长。但是这位中国摄影师对摄影术近来的新进展并不感兴趣,似乎还特意躲避与人交流业务。进入这位中国摄影师的房间,里面装饰得像一位算命先生的会客室,里面连一架相机、一只镜头都没有。原来,这是个骗子,他有一大堆肖像底片,每接待一名顾客,他都审视一番,然后在自己的存货中挑一张最像的拿出来。因为中国人长得都很像,辫子长度也大致相同,因此不难找出一张照片匹配。顾客欣然付款,显然对结果都很满意。
看来,这个骗子摄影师利用了烟台人大多从未见识过拍照片是怎么回事而大行其道的。摄影师卡尔迪斯在烟台的拍摄活动,想必也对如何拍照片进行了普及。那位骗子摄影师恐怕在烟台再也混不下去了。
总之,1874年金星凌日观测活动,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科学观测活动,也是一次科学普及活动。作为重要观测点之一的烟台也躬逢其时,见证了这一近代人类探索宇宙的壮举。
魏春洋 撰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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